Hong Kong's Art Ecosystem遊觀香港藝術  雜談文化生態

遊觀香港藝術 雜談文化生態

據統計,每年有超過一千七百個藝術展覽在港舉行,即平均每日至少有四個展覽開幕,但大量展覽並未帶來很多相關的討論。為了鼓勵更多交流和討論,《收藏家學會》(Collector Club)集合了五位藝術界資深前線工作者,組成遊藝說論 (Art Appraisal Club) ,以小組形式就每月展覧及專題深入討論,交流所見所想並發表文章。
 
《收藏家學會》計劃有兩部份:油街實現展覽(展覽期由2014年1月24日至4月22日)及一個非永久性的會員計劃。會員計劃專為喜歡當代藝術之餘,又想了解香港藝術文化的愛好者或收藏者而設,因此本會將會上載這個藝評小組的文章與討論至《收藏家學會》網站,供會員瀏覽。
 

作者: 郭瑛 / 阿三 / 梁展峰 / 楊陽 / 梁寶山

香港藝術生態過去十多年間變化翻天覆地。西九文化區、商場展覽、藝術博覽會造就無數新發展的機遇。其一是國際級畫廊紛紛在港開設分店,畫廊數量大增;昔日獲畫廊青睞的本地藝術家寥寥可數,現在藝術系學生未畢業已獲畫廊代理和招攬;以往藝術空間是藝術家主要發表平台,但今天已所剩無幾。 隨著政府和商界對藝術投入更多資源,以及新空間的出現,本港藝術界呈現一片蓬勃的景象。宏觀而言,藝術發展到底是真正的百花齊放,還是受市場主導而反變得單一?香港藝術家現在正面對一個怎樣的環境?藝評小組的首篇文章,希望為這些問題作出討論。

郭瑛:你認為一個理想的藝術生態應由什麼建構而成?

梁展峰:我心目中理想的藝術生態是各環節,包括:藝術館、畫廊、藝術空間、藝評、策展和出版等,隨時代和社會變遷而此消彼長地發展。例如商業畫廊取代了非牟利藝術空間成為主要展場;藝術市場發展讓雜誌增加,不過藝術新聞可能比藝評多。我個人感覺過去十年來香港的藝評和策展都缺少突破性發展,亦一直缺乏支持藝術的私人基金會和展覽機構。

郭瑛:我離開香港十年,回港第一個感覺是藝術家的自主空間都萎縮了。如果藝術家現在想開展較實驗性的計劃,他們如何實踐?當然許多藝術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室發表,但我只能同意這是一個有利小組交流和深入討論的試驗平台,始終不能取代藝術家自主空間。隨著自主空間的不足,藝術裡被觀賞、啟發思考和交流的重要特質也漸漸喪失。過去十年藝評和策展的停滯與此不無關係。同時新晉策展人的發展空間實令人憂慮,即使有點經驗的也欠缺進一步發展的機會。目前我看到的就是這個斷層。

阿三:香港人對「藝術家」一直有個模糊形象,當如熱帶雨林宏大豐富的「藝術生態」概念近年出台時,我們彷彿消化不了。雨林太大,我們太小,穿梭其中,只有迷途。要說「生態」,我們不能只關注藝壇精英或所謂的行內人,公眾參與時自在舒適與否亦很重要。 西九效應後,商營機構相繼加入,但獨立藝術家或自主藝術空間的確沒甚麼擴充。而公眾是否需要藝術?這個問題好像沒有好好被討論。公眾是否純粹受惠者?是否認同藝術概念(非藝術品)在個人和社會都有意義?藝術活動似乎已成為消費娛樂的選擇之一,我關心誰來觀看、欣賞及討論?深入討論,甚至把藝術概念內化,是現時香港急切需要的。除了因為藝術交流活動停留於最表層的分享外,關鍵是開拓討論空間的專業藝評及懂得帶動公眾思考的中介角色長期缺席。

楊陽:我對這提問的答覆有兩方面:外在及內在,以及其他層次的原則。既然以上已經討論過外在因素,我就多談內在的因素。一是平等(Equality)。我們首先要平等對待所有藝術形式,才能將這平等的價值擴展到社會。我們現在是實踐中還是準備中?二是共生性(Mutuality),我們要明白彼此是互相影響和依存,同時要一起保護互相平等的表達權利。現在,我們互相的支援、聆聽、鼓勵信賴和諒解是否足夠?三是自由,我們是否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由,可以自由地選擇作為藝術工作者,並享有(欣賞和創作)藝術的自由。這自由與平等又有關聯。因為這三項,思辨(Deliberation)空間和時間也是重要,我們有否在實踐之餘,為這三項生存原則作出持續的思辨?另外,除了現存已沿用以久的那套語言,我們還有更多討論藝術的語言方法尚未被開啟發展。

梁寶山:我想談的是藝術,不是藝術生態。因為越談越於事無補。最近在讀德國藝術史學者/藝評人Isabelle Graw的High Price: Art Between the Market and Celebrity Culture (2009),她把Bourdieu的理論加以推展。Bourdieu談到藝術與金錢的迷思,認為文藝場域的自律原則,正與外在的其他場域(例與市場)成反比關係(relative autonomy) ——簡單來說,凡有市場支持的,藝術就反對。但Graw認為Bourdieu只是說明了事實的一半,藝術與金錢之間,長久以來還同時存在着互相依存的他力法則(relative heteronomy),尤以金融泡沫爆破及千禧之後的當代藝術市場為甚——藝術作為「無價寶」(priceless)抑或無價草(worthless),只是一線之差,於是又逐漸回到藝術「品」的物質性上(Damian Hirst2007 年作品For the Love of God,以鑽石鑲成的頭臚骨正是一例)。大眾都希望在藝術「品」中尋回一點點「保值」的準則。本來,在當代藝術的市場和象徵價值皆不明確的情況下,藝評正好擔當這種判別的角色。隨著當代藝術場域急速膨脹,各排行榜應運而生,以求在短時間內消化(甚至製造)有利投資的行情資訊。此現象自2008年HK Art Fair始,尤其明顯,一些城市刊物,像《Timeout》每年都會評選一些藝術名人。正如導遊書一樣,一書在手,便讓人對一個城市的藝術生態也產生瞭如指掌的感覺。

郭瑛:如果我們從大環境回到藝術創作本身,你們看現時香港的藝術環境可有對某種媒介的發展特別有利或不利?阿三,如何看水墨藝術的生存空間?楊陽,可否討論聲音藝術作品所需的條件和現存的空間?

楊陽:最首要和基本的是要具備讓人們聆聽的條件。用聲音創作的藝術家一般不太擔心空間或場地,反而更在意如何成就聆聽所需條件,讓聆聽者親身感受從不同層面聆聽。聆聽就是要聆聽這個從物理空間構成的聲音空間所帶出的相對距離、過去和現在。(聲音以重構其「肉身」創造空間,聆聽就是聆聽該空間帶出的相對距離、過去與現在。)例如在展覽廳中放出聲音,令兩件藝術作品互相混淆 / 混合,也不失為一個既有趣又有意義的藝術創作。

對聲音掏腰包(Soundpocket)而言,既有的空間,如畫廊、美術館、或具有確切功能的場地並非至關重要。這當然不代表它們對聲音藝術沒有意義,只是可能性俯拾皆是,不必以常規為先。除了空間,我們更要考慮其他條件,才可讓聲音更自由和全面地表現出來。我認為我們需要保護空間的使用權。這不單是為聲音藝術更為藝術本身。現在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已被傾斜的原則所控制。衝破、挑戰這些原則比起只為某種藝術形式爭取空間更有意義,因為只要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得到保障,各種藝術都會受益。

阿三:我倒想說香港這環境不利於甚麼東西發生。香港太功利太實際;不能與藝術市場接軌、傾向抽象或討論藝術觀念的作品,或沾不上所謂中國味道香港議題的作品,再優秀再出色也只能得到行內小眾的掌聲。如果以媒介而論,水墨藝術可以當成當代(西方)藝術來發展。不過中國藝術自有其脈絡,歷朝歷代環境與觀念變更,造就中國藝術的發展與轉向,我一直覺得中國藝術既有內涵又活潑得很。新水墨運動算是中國藝術與當代語境接軌的標誌,藝術館亦策劃過把中國藝術視為一種精神來演繹的跨媒介展覽。當然中國藝術圈子確實自成一角不太曝光,但策展人、藝評及公眾等是否有足夠能力理解中國藝術?這都得思考。

郭瑛:現今香港有不少年僅三十的成功全職藝術家,他們為藝術界新生代樹立了「可望又可即」的模範。但這當中以男性藝術家為主,梁寶山可否為我們略加分析?

梁寶山:我從來沒有以性別或年齡群組為限,只是因為我自己的創作關注性別觀點,所以給人一個「我在評論上也特別關注某一個性別群組」的錯覺。大概在2003-2004年左右,我甚至更為關心男性藝術家,嘗試把他們「性別化」。因為香港過去已有女性藝術家如周綠雲、馮美華和鮑藹倫等等,開創了一條較為平等的道路,所以像我這一代的女性藝術家,似乎已不太需要擔心事業上會遇到不公平。然而,我近期隱若感覺到,香港要「進入」國際藝壇。從雙年展到種種商業冠名獎項,以平均主義為原則的公營文化機構(康文署博物館、受資助的藝術空間)退居二線,這些頑固的權力結構與美學的同構,又再固態復萌。所以,我認為現在有需要重新以性別作為關注點,但同時要小心避免它變成容易被市場所消解的性別本質化。

郭瑛:關於青年藝術家,梁展峰你是如何看現時香港的藝術環境他們的影響?

梁展峰:概括而言,藝術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的效益,讓藝術家的社會角色和位置被提升和重視。越來越多的藝術新聞和專題採訪,讓藝術家被更具體地呈現,例如全職畫家、保育藝術家。更多青年人願意於是投身藝術家行列,因為他們看到這不只是一個浪漫的身分,而是可以實現的一個專業和理想。現今青年藝術家畢業後有兩極化的趨勢,有的即被邀到畫廊作個展,有的則以藝術力量參與社會運動或社區發展。在畫廊展覽的青年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悅目而且技巧優秀,文學性地演繹大眾生活課題(如:地區文化、生活點滴),但較少涉及普世課題的實驗性創作(如:平權、環保和戰爭)。走入社區的青年藝術家則走出過往藝術機構籌劃的社區藝術模式。他們不只是觀察者和提問者。走在社會前線,活在當區,如半農半職的藝術家。